央视曾经采访过一位伊拉克记者,具体的采访内容已经记不清了,但那位记者的一句话却令我铭记至今:“不允许批评的政权,最后都死了。”
是的,东欧阵营、萨达姆、卡扎菲……
不过,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事实,那就是专制政权的死掉,是以大量批评者的死掉为代价的。
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哥哥是一名大学教师,由于在讲课时说了几句对萨达姆政权不满的话而被秘密关押和处决。
在很多人的想像中,对政府不满并大胆提出批评的,肯定是在生活中遭遇不公或者穷困潦倒的人,他们为了改变自身处境才被迫嘀咕和呐喊。也就是说,他们是在为自己争取利益。这样的逻辑,颇具本土特色,因此大行其道。
然而,真实的情况,却恰恰相反。那位伊拉克记者的家境非常殷实,他的父亲拥有一家大型超市,家中5个兄弟姐妹也个个学有所成,如果闭目塞听、闷头吃饭,那么无忧富足地生活一生是可以预期的。由此可见,他们的不满,和他们自身的境况无关,而是源于对社会腐朽的憎恨、对他人所遇不公的同情。他们不畏强权暴政,勇敢地发出批评的声音,是因为他们的心中有一盏正义的明灯,这盏明灯赋予他们勇气,照亮了充满荆棘但却是通往光明未来的路径。
反观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群,由于资讯的闭塞、知识的匮乏,他们虽然是暴政的最大受害者,却反而对现状很容易满足,稍微得到一点儿小恩小惠就感恩戴德,即使偶有怨言,也大多是对自己发泄,怨自己生不逢时,怨自己能力不济,甚至怨自己不会钻营。
专制国家如此,民主国家也如此。在欧美国家,对政府发出尖锐批评的“麻烦制造者”,毫无例外都是衣食无忧的精英人士,他们根据自己的学识,认识到握有公权力的人和政府一旦出错或失控,将会对社会和他人造成非同一般的伤害,因此他们紧盯着政府,以敲打和给政府挑刺为己任,为的就是防止政府作出错误的决策。
这些“麻烦制造者”在任何国家都是少数,用我们熟悉的话说,是“一小撮”。
对待这“一小撮”的态度,彰显了专制与民主的大不同。
在民主国家里,这些人是必不可少的。虽然他们未必担任公职,也不会因为自己的批评的话语而得到任何直接的利益,但是他们却自愿担负起了为政府、为社会纠错的责任。他们用自己犀利的目光,搜寻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社会的不公,然后呐喊疾呼,督促和迫使政府做出改变。他们的存在,对政府的正常运作和社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。他们是政府和官员的义务监督员,是政府和官员最为忌惮而又非常尊重的鞭策者。
而在专制国家里,这些人却是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并且令人不解的是,众多的普通民众,虽然深受强权的压制和压榨,竟然也会觉得这“一小撮”搅乱了他们的安宁,喊打之声不亚于专制政府。因此,专制国家里都是一片欢呼和赞美声,“杂音”是很难存在的,因为权力拥有者不允许它存在。
但是,消灭了批评的“杂音”,社会就安定了吗?政权就稳固了吗?
看看东欧、突尼斯、埃及、伊拉克、利比亚、叙利亚……
消灭了“一小撮”,但是消灭不了矛盾。批评的声音在压制下发生转化,转化成一种足以摧毁原有构架的力量。
于是,不允许批评的萨达姆政权死了,卡扎菲政权死了,阿萨德政权将要死了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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